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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本亮:當下中國社會組織的能力建設重“術”輕“道”,如何破?

2018-10-09 10:51:00  來源: 《中國慈善家》  作者: 楊百會    點擊數量:4350

德魯克說過,系統化原則和基于理論的管理,能迅速地促使非營利組織產生最大的績效。這段話告訴我們社會組織管理的極端重要性。


徐本亮
上海卓越公益組織發展中心理事長

       撰文:楊百會
       來源:《中國慈善家》2018年8月刊,原文標題《徐本亮:德魯克可以成為中國社會組織發展的指路明燈》

 
社會組織能力建設重“術”輕“道”

       《中國慈善家》:2016年你接受我刊采訪時提到公益行業存在諸多問題,比如專業人才缺乏,基層社會組織發展薄弱,公益行業能力建設“虛火”旺盛等,經過這兩年的發展,據你觀察,這些問題現在是否有所改進?

       徐本亮:沒有太大改變,上述問題依然存在。這幾年社會組織不斷增加,但絕大部分社會組織的從業人員,特別是新創辦的社會組織,從領導人到從業人員,基本上沒有接受過社會組織管理知識的學習,專業能力不強,從而導致行業人才短缺,這是制約中國慈善公益組織發展的最大痛點和障礙。

       另外,基層社會組織不重視有效性和成果,普遍存在把活動當項目、把產出當成果的問題,因此在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方面,其作用還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

       在社會組織能力建設方面,理論脫離實際,不接地氣,重“術”輕“道”,培訓內容碎片化導致知識體系難以形成等問題依然存在。現在很多培訓只講“術”不講“道”,比如現在臨近“99公益日”,而關于“99公益日”的培訓基本上都是講怎么籌資,怎么寫項目方案,但為什么籌資,籌資怎么有效利用等,講得很少。盡管整個社會的籌資額每年都在不斷增加,但籌資過程中出現了不少問題,資金使用不規范,沒有成效,甚至發生違紀和腐敗現象。

       《中國慈善家》:是否也有新問題出現?

       徐本亮:這兩年我又發現了一些新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支持型社會組織的能力亟待提高。社會組織有四種類型:資助型、服務型、支持型和研究型,支持型社會組織相當于商業里的咨詢公司,是支持行業發展的。從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來講,如果行業生態結構要做到完善合理,那么這四種社會組織都需要有。

       我做過分析,現在中國的支持型社會組織有的由原來的社工機構或服務型機構轉型而成;有的是企業成立的;有的則因為和有關部門領導關系好,成立機構承接政府購買服務;也有由退休的民政部門領導成立的;還有高校的老師或科研人員成立的。現在的問題在于支持型機構數量在增加,但是其能力明顯不能適應社會組織發展的需要。實際上做支持型機構比做一般服務型機構難度要大,要求更高,因為其服務對象、服務內容、服務方式和對專業能力的要求完全不同。而現在大部分支持型機構本身先天不足,缺乏社會組織管理基本知識,專業能力不足,不能承擔起支持型機構的任務,甚至有些支持型機構在服務過程中還會有誤導,這會給社會組織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比如政府購買服務中的公益創投,很多是由支持型機構來承辦的,但是受其能力所限,很多沒有成果的項目都拿到了錢,造成資源浪費,沒有效果。

       另外一個問題是有些地方政府對黨中央發展社會組織的精神貫徹不力,行動遲緩,黨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委的文件和政策并沒有真正得到落實,造成有些地區社會組織發展的環境沒有明顯好轉,影響了社會組織的發展。


       非營利組織是為成果而存在的

       《中國慈善家》:你是德魯克的信奉者和實踐者,相較于企業,德魯克的“目標管理”思想是否更適用于非營利性的社會組織?

       徐本亮:德魯克的管理思想是非常全面和系統的,內容很豐富,目標管理只是其中一部分。現在很多社會組織往往憑愛心、善意和情懷去工作,而對需求、有效性和成果的關注不夠。德魯克非常明確地指出,非營利組織和企業的最大區別就是沒有利潤底線,由于沒有利潤底線,非營利組織更需要加強管理。實際上不重視管理這個問題在國外社會組織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過。

       德魯克有一句名言:“非營利組織是為成果而存在的。”企業管理的好壞,有利潤這樣一個重要的績效指標去衡量,但社會組織因為沒有利潤底線,導致管理難以確定優劣,因此社會組織要比商業組織更懂得管理。德魯克在他的另一本經典著作《組織生存力》里,也強調了社會組織加強管理的必要性。他指出:“今天我們都清醒地認識到,由于非營利組織沒有一個清晰的業績標準,所以我們必須更加注重管理,必須將紀律的觀念深深植入組織使命當中。我們必須學會充分利用手頭有限的人力財力,使其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用。我們必須想清楚一個問題:我們的組織追求的成果是什么。”

       現在很多社會組織把管理僅局限于商業領域和企業管理,對社會組織的管理,包括目標管理,是不重視的,但是德魯克明確指出現在管理學的一個真正的新領域就是非營利組織。德魯克說過,系統化原則和基于理論的管理,能迅速地促使非營利組織產生最大的績效。這段話告訴我們社會組織管理的極端重要性。對于還處于起步階段的中國社會組織,加強管理,注重有效性,有助于其健康持續地發展。

       《中國慈善家》:你一直活躍在公益行業一線,你認為一個好項目的標準是什么

       徐本亮:一個好項目的標準至少應該有這么幾條:首先,一定要有需求。沒有需求,一切免談。其次,機構有能力有條件去實施。再次,能夠彌補對手和同行的缺陷和不足。還有預算要合理。做公益項目也要講性價比。最后,這個項目一定要有成果。這里講的成果是要讓服務對象得到改變和獲得收益。

       當然也有人比較強調項目的社會影響力,但我覺得社會影響力實際上是建立在項目成果的基礎上的。所謂社會影響力,不單是靠宣傳造勢,而是要靠解決社會問題來獲得。沒有成果的社會影響力往往是曇花一現。

       《中國慈善家》:能否舉出符合上述標準的項目案例?

       徐本亮:現在公益界好的項目還是不少的。比如深圳殘友集團和阿里巴巴合作,通過互聯網幫助殘障人士實現就業創業。還有安利的“春苗營養廚房”,針對農村小學生營養不良現狀而制訂的午餐項目。這個項目非常明確地指出,其目標不是建了多少營養廚房和多少孩子吃上了營養午餐,而是通過這個項目,有多少兒童改變了健康狀況,營養水平有所提高。我認為這就是個很好的項目,它不是看搞了多少活動,服務了多少學生,而是注重于服務對象的改變和收益。

       《中國慈善家》:怎樣看待現在隨著政府購買服務應運而生的大量社會組織?

       徐本亮:隨著政府購買服務力度加大,各地出現了很多新的社會組織,我認為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一方面說明政府對社會組織的重視,愿意拿出真金白銀來支持和培育社會組織發展;另一方面社會組織數量的不斷增加,也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

       但這也帶來一個問題,就是這些社會組織到底是為什么而創辦和存在的,這就涉及到使命的問題。社會組織是為使命而存在的,是為了更好地解決社會問題,但現在確實有很多人創辦社會組織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是看到政府購買服務,看到有錢,是為錢而創辦的。

       由于動機不純、目的不清,就會導致這些社會組織即使拿到了政府資金,也不會有效使用,不能有效解決社會問題。同時還會產生財務管理不規范等問題,甚至出現違法違紀的現象。

       現在,在政府購買服務的過程中,有的地方存在不規范不公正的情況,并沒有通過公開的市場競爭方式進行。有的社會組織的成立本身就跟政府有關系,或者是在政府的授意下成立的,因此造成有部分資金并沒有給到真能做事情的社會組織,而是給了那些有關系或者有政府背景的社會組織,甚至出現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更為嚴重的是,在少數地方政府購買服務中,出現了尋租和潛規則的現象。比如一個社會組織承接了民政局一個3萬元的項目,要拿出百分之五十的項目經費,也就是一萬五給民政局的某個工作人員。另外還有個別地方民政局的干部,公然向中標的社會組織要回扣。還有一些地方政府購買服務不給人工費和管理費。如果不給人工費和管理費,說得嚴重一點,就是逼良為娼,社會組織肯定要為此做假賬,而做假賬就沒有公信力。所以,我覺得政府做正確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現在政府購買服務還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不注重成果。我每年對很多拿到政府資金的項目進行評估,或者參加一些公益創投項目的評審,發現大概有百分之六七十甚至七八十的項目是沒有成果的,這種沒有成果的項目實際上是浪費資源。

基金會必須專注于籌資

       《中國慈善家》:資助型基金會和操作型基金會,目前來說你傾向于哪種?

       徐本亮:我個人傾向于基金會應該成為資助型基金會。因為公益是個生態圈,一個健全的公益生態圈應該有不同類型的組織,而基金會的主要作用是籌措資金,然后用資金支持其他的社會組織開展服務、實施項目,這也是世界上大多數基金會的普遍做法。因為籌資和做項目兩者對專業知識和技能的要求是不同的,所以要有合理分工。

       中國絕大部分基金會的發展方向應是成為資助型基金會。但我們很多基金會,特別是一些有政府背景的基金會或者慈善總會,往往又籌措資金又自己做項目,效果實際上是不好的。因為社會需求多種多樣,一個基金會不可能包羅萬象,因此基金會也必須專注,把重點放在籌措資金上。

       一些個人或家族基金會,愿意又出資又做項目,我認為無可非議,因為要尊重基金會創辦人的選擇。但對大多數基金會來講,還是應該成為資助型基金會。

       《中國慈善家》:有些基金會認為自己實施項目也有苦衷,社會組織普遍能力不高,基金會不放心。

       徐本亮:中國社會組織剛剛起步,水平不高,能力不強是現實,正因為如此,基金會更應該通過項目資助,讓其在實踐中鍛煉,不斷提高能力。如果不給機會和時間,其能力是永遠不會提高的。

       基金會到底該用怎樣的有效方法來提高社會組織的能力呢?根據我的實踐經驗,我認為要開展公益創投。現在國務院、財政部和民政部的文件里面都非常明確地提出要通過公益創投來培育社會組織,提高社會組織的能力。

       比如重慶兒童救助基金會,它是一家公募基金會,原來就是又籌資又做項目,工作人員也就六七個。我在2013年給他們做戰略規劃,使他們明確了使命——幫助困境兒童健康成長,同時實現了向資助型基金會的轉型。他們在2014年開展公益創投,拿出150萬元來資助專門從事幫助困境兒童的社會組織。3年下來,他們通過開展公益創投扶持和培育了一批為困境兒童服務的社會組織。

       今年,我先后幫助浙江省心基金慈善基金會和廣西卡絲基金會開展公益創投,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認為如果有更多基金會拿出資金開展公益創投,支持社會組織開展項目,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加強有效的指導和培訓,相信社會組織的能力一定能夠在實踐中不斷提高。

       《中國慈善家》:公益創投對于一些公益人士來說還比較新鮮,你在書中提到創新是社會組織的三大戰略之一,根據你的觀察,近年來社會組織在創新方面有哪些進步?

       徐本亮:德魯克講過:“創新應該成為每一個組織的一種核心的優勢。”但是社會組織由于沒有利潤底線,雖然有創意,但缺乏把這些創意轉化為實際行動和成果的意愿和能力。

       我認為創新可能是社會組織相對來講比較薄弱的一個環節。我們整個社會宣傳得比較多的是企業創新、經濟創新和技術創新,但是對社會創新,相對來講比較少,而社會組織也必須提高對創新的重要性的認識。

       這幾年隨著社會組織的發展,在創新方面我覺得還是有一些成績的。第一個表現是跨界合作,比如社會組織和政府、企業合作互補,實施公益項目,解決社會問題。第二是平臺共享。特別是借助于互聯網的籌資平臺,可以整合更多社會資源滿足社會需求,比如騰訊99公益。第三個表現是基于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運用,降低了公益成本,可以精準滿足需求。這些都是中國社會組織在創新方面取得的進步和成績。

       《中國慈善家》:還有哪些不足?

       徐本亮:總體上來講,社會組織對什么是創新缺乏正確認識。我在《社會組織管理精要十五講》中運用了創新的一個定義:“建立新的、更好的方法,以達到有價值的目標。”我們講創新,一定要有行動,一定要有結果,這個定義中第一個關鍵詞就是目標,沒有行動沒有結果,這不是創新。第二,目標一定是對客戶有價值的。第三、目標是用新的、更好的方式達成的。

       這就為創新打開了巨大的空間。德魯克告訴我們,創新不一定是高科技的,創新實際上就是我們的一項日常工作。在日常工作當中不斷改善,能夠更好地滿足客戶需求,提高客戶滿意度,就是創新。所以人人都可以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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